原六纵司令部参谋武英问廖运周：你既然要起义，为何还要狠打我们？

1948年11月下旬，双堆集战场，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里，作战参谋武英接待了一名穿国民党军服的来客。来人是第110师侦察连长杨振海，也是潜伏在敌军中的地下党员。 当时，黄维兵团被围在双堆集，四个军十余万人挤在狭小地域内。第六纵队刚打退一轮冲击，指挥部里仍弥漫着硝烟味。杨振海顾不上寒暄，摊开地图，带来了一个要紧消息：黄维准备向东南方向突围。 这消息来得很及时。 黄维兵团原本奉命固守，等待外部援军。可是战场变化太快，蒋介石担心兵团被围歼，临时改变部署，要求黄维寻找机会突围。命令几次变动，前线将领都明白，突围已经成了不得不做的选择。 黄维把第85军所属第110师调到兵团部直接指挥，又把四个师列为先头部队。表面看，这是把精锐放在最危险的位置；从另一面看，也给了第110师接近解放军阵地的机会。 杨振海抵达六纵后，武英立即将情况报告王近山。王近山清楚，六纵的包围并非没有缝隙，若四个师同时压上来，部队很可能承受巨大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110师内部早已有地下党组织活动，师长廖运周也在等待一个能够改变局面的时机。 武英随后奉命前往110师联系。对外身份仍是普通联络人员，实际任务却关系到一场起义能否顺利展开。六纵给出的意见很明确：110师最好走在最前面，尽量分批行动。 廖运周明白，这个建议不能直接说破。他向黄维解释，四个师同时出动，队形拥挤，容易互相影响，不如让110师担任先头部队。即便第一轮冲击受阻，后面的部队也还保留着调整余地。 黄维很快接受了这个安排。对这位黄埔同学，他没有太多戒心，甚至许诺可以提供坦克和火炮加强突围。谁能想到，廖运周带着这些武器装备冲出阵地后，部队便转入解放军一侧，原本准备撕开的缺口，随即成了黄维兵团的陷阱。 110师起义后，解放军迅速封闭通道，后续部队遭到猛烈打击。一个师的倒戈，改变的不只是兵力数字，更让黄维失去了突围所需的突然性和连续性。 这场行动并非临时起意。廖运周早在1927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参加南昌起义，后来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。抗战和内战期间，他先后担任第110师团长、旅长、师长，逐步在部队内部建立起可靠的联系。 第110师的情况也比较特殊。它的前身几经改编，曾属于冯玉祥部队，抗战时期编入国民党军序列。由于多次转隶，部队内部关系复杂，派系之间并不完全一致。廖运周正是利用这种复杂局面，保存了地下组织力量。 1946年以后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军工作部门与廖运周取得联系，双方开始筹划起义。早期计划曾因部队调动而受挫，后来形成了一个基本原则：没有解放军接应，不仓促起事；在行动前，重点收集敌军情报。 有意思的是，廖运周与六纵的联系，并不是从双堆集才开始。1947年8月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在汝河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阻击，第110师也在防守部队之中。那场战斗形势极紧，六纵负责掩护主力和后方机关渡河，许多伤员、掉队人员无法及时通过。 廖运周当时没有把部队全部投入硬拼，而是命令各部灵活后撤。共军推进到哪个村庄，守军便退出哪个村庄。表面上，这是战场上的退让；实际上，他既要完成阻击任务，又要避免第110师在消耗中被打残。 更关键的是，一些未能渡河的解放军伤员，被第110师官兵收容并保护起来。对廖运周而言，这既是保存力量，也是地下工作者必须承担的风险。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引来军法追究。 因此，双堆集起义之后，武英才会问出那句看似不解的话：“既然要起义，为什么还要打得那么凶？” 廖运周没有长篇解释，只回答：“身不由己。” 这四个字背后，是潜伏者的处境，也是战争中许多选择的真实分量。1948年11月27日，第110师在双堆集战场起义，成为黄维兵团突围计划破产的重要转折。1955年9月，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。 特别